国家能源局难掩光伏发电“新增”尴尬！2019下半年“被迫”爆发

自古我们就有以德服人的说法，我想这对于现今国际社会也是适用的。

一个月后，奥巴马宣布提名现任首席政府律师艾琳娜·卡根为大法官候选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位女性大法官。近年来，网络兴起后，政客们总是喜欢拿民意说事。

但洛克纳案的判决直到1937年才被翻转过来。虽然罗斯福的建议未被国会接受，但从1937年到1941年，他任命了七个最高法院法官完全扭转了最高法院的构成和思想倾向。1919年认定反战言论有罪。然而，当九位大法官中的多数持保守甚至反动观点时，他们同样能大大阻碍美国社会民主化的过程，最明显的例证是1890年至1937年的所谓洛克纳时期。面对这一切，保守派忍无可忍，开始酝酿发动反击。

首席虽然换了，伯格法院却基本做到萧规曹随，在水门事件中强令尼克松交出录音带，通过罗伊诉韦德案保障了妇女自由选择堕胎的权利。其实，即使以民意为判案依据，对民意的判断也越来越难了，因为意识形态本身也处在不断裂变之中。一方面是经济高度发展和军事实力不断加强。

施佩尔写到他在纽伦堡审判时的最后的发言：希特勒的独裁，是这个现代技术时代里一个工业国家的第一次独裁，是完全彻底地利用了技术工具去统治其本国人民的独裁。于是，许多政府机构和军队班组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接到他们的罪恶的命令。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德国，作为政府官员手中可寻租的权力资源实在是太少了。初三和高中阶段，学校、家长和学生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制定进一步的教育，这样，会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技工培训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学习。

而负责这个政治教化任务的人就是戈培尔。那么小学前的孩子在幼儿园学什么呢？根据德国专家杨佩昌的总结，大致是如下三点：一、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不允许暴力、不大声说话等。

最终，在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第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把理性和内敛的德意志人民，变成了一个好战的、残忍的民族。他们的官员不会见人就夸德国模式，尽管这个模式已经被证明了很成功、有可持续性，感觉他们就没这根弦。希特勒当然明白要把他那些种族灭绝和独裁的理论灌输给国民，必须有一套愚民政策。它们似乎时刻在提醒世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技术工具使之有可能密切监视全体公民，并且使犯罪的行动计划得到高度的保密。结果就产生了这类不加鉴别地接受命令的人。德国教育界的普遍观点：如果太早强行教授所谓知识，小孩子各方面并不成熟，没有思辨能力，最后变成背书和读书机器。在德国，商人根本无需去讨好政府的官员，所有的政策法规，经商的手续都是透明的，你奉公守法，谁也不会眼红你挣的钱，也没有哪位政府官员会去敲你的竹杠。

……从前的独裁者，都需要在下级领导中有能力强的助手，即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最终的结果，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德国的经济差不多要崩溃了，死伤过百万人。

但是，能进去大学读书，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顺利地拿到大学文凭，在德国混文凭是绝对不可以的，你只有老老实实并且勤奋努力才能毕业。在幼儿园期间孩子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参与手工制作，让他们从小就主动做具体的事情。

选修内容：缝纫、家政、电器类、护理类、商业类、管理类等。提到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就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如此理性的民族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挑起了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产生了希特勒这样的大独裁者？是什么样的土壤和条件造就了他？当希特勒鼓噪德意志民族优越、将犹太人从地球上灭绝时，为什么那么缺乏理性和常识的理论却又有不少市场？1871年才从二千多个封建王国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得益于这个国家高度的理性和逻辑思维。而议会的预算都是透明的，拨款也是要通过听证会。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技校出来的毕业生的待遇不会比名校出来的待遇低，至少不会有歧视性的用工制度。当时的媒体天天都被规定报道的内容，结果是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而这个指令，却又荒唐地作为国家秘密。第三、德国的官员没有超越国民的社会待遇，没有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权力。

不按规定执行的记者和刊物都会受到惩戒。教你的大学老师，会在开学的第一堂课里，公布很多该学科的参考书，考试内容也在其中，至于教授教什么，那是教授的自由和权力，教授只需按照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操守来做就可以了。

从它那里批了钱，到年底时就要交待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用的？此外，政府想随便乱花纳税人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戈培尔1921年于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和写作，特别是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他靠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护第三帝国的体制。

同年4月7日再通过公职服务法规定非亚利安人种不得担任公职，同时开始清扫各领域的犹太人。这样，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社会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其次，德国的官员手里没财权，想花钱，找议会批。难怪现任总理默克尔女士那么能干，兢兢业业，私德也不错，可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并没有多感谢她，原来那都是她应该做的。所以，德国不会有靠领导拍脑袋就可以出台政策和措施的情况出现，也没有可能出台有利于自己小集团利益的法规。一个国家推行好的民主政治制度一定是离不开有着良好素质的民众，国民性的塑造怎么也离不开教育，所以不能不关注德国的教育模式。

单就通讯工具就使它能够让下级领导机械地进行工作。德意志民族向来以理性、务实和逻辑性强著称，我想，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培养出来的。

《基本法》规定：总理是由各个参选政党的主席，也就是一把手担任，总统只有象征性的权力。这下可让媒体揪住了，媒体质疑，你的夫人又不是政府的高级公务人员，怎么可以这样假公济私占公家便宜呢

马勇教授的关于中国崛起的历史研究大体可以归入上述的自由主义民间史观行列，尽管其指出了诸多的历史事实，但无法给出一种损益史观下的大历史的解释框架。美国进入世界历史的三个时刻的经验值得我们用来认真评估与反思今天由文化儒生们所鼓吹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崛起存在某种战略规划上的顺序倒错，但邓小平时代及时进行了战略性回调，如今跻身世界第二的中国重新面对着世界历史的三个时刻问题：建构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一流思想家的全部思考与努力，其核心就在于如何为一个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做好思想准备。我不太同意姚中秋先生扬汉抑秦的立论。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法家的成就在国家，儒家的成就在社会，过分张扬某一维度会同时遮蔽历史真实和思维理性。

如果不是一种孤独自负的中国时刻，而是世界历史脉络中的中国经验，则这一命题就将具有丰富的讨论与建构空间，其问题域至少可以铺陈为如下三个层次：一是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是如何呈现的，有何经验与智慧结晶。这方面是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的，这也就需要进入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去探寻相关的经验、教训与智慧。

这一层次曾经启发了一百年后的德国思想家施米特，但后者并未坚持到底。战国是怎么终结的？战国是法家以法家的形式终结的，没有战国的终结就没有中国古代国家的统一，也就没有福山所谓的作为现代国家第一要素的国家建设，其政治成就结晶于秦。

与这三个层面大体对应，此次思想年会上许纪霖教授关于文明帝国的讨论、马勇教授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以及王焱教授关于秦汉政制模式的讨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上述问题的历史与学理维度，但也存在诸多历史判断与思想定位上的不足，此类不足在学界颇具代表性，值得一一针砭。当然，国内的宪政主义者在视野与抱负上要严重滞后于联邦党人以及门罗主义者，而一味追求一个单纯的自由宪政国家，未能深刻洞察美国的宪政立国只是其走向世界的必要基础而非完备形式。